走向沉沦的欧洲

文/程亚文

 

在冷战结束以后的相当长时间,欧美媒体、学界或决策者,习惯于把从中东、中亚、南亚再到西太平洋的广大区域,统称为“不稳定弧”,认为这些区域的国家不是经济发展滞后,就是政治专制独裁,外加社会整合差强人意。世界上所发生的严重危机事态,大都是在这一片弧形地带。相形之下,欧洲和美国乃是国际社会里的“模范生”,不仅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治理也极为有效,是其他国家需要效仿的榜样。

在英国不久前突然上演30年未有的惨烈骚乱后,所谓“不稳定弧”,现在应该再加上一块,那就是曾经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说当前欧洲已深陷社会危机泥潭,有点夸张,但并非空穴来风。显而易见的是,近年来欧洲暴戾之气四起。就在七月底,一向平和安宁的北欧国家挪威,竟然发生导致近百人死亡的凶杀血案,让整个世界惊得目瞪口呆。而前年欧洲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希腊、西班牙等国频繁出现示威,民众与政府之间难以达成妥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坐在火山口上。

面对不见尽头的债务危机,欧洲在彷徨无措之余,已不再谈论欧洲人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而在拼命炮制“中国责任”、“新兴国家的责任”等新潮词语,企盼于世界能为欧洲做些什么。这显然不是二战之前的欧洲,彼时欧洲曾有数个世纪都是世界的主宰者,这显然也不是20世纪下半叶的那个欧洲,那时欧洲的世界主宰地位虽然已为美苏所取代,但欧洲人并未泄气,而是从血地里爬起来,努力医治战争创伤,致力于经济发展、文明创新,结果在经济上重新恢复生机,一个联为一体的欧洲即欧盟也逐渐建立,欧洲的现在似乎就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时移势易,眼前的欧洲给世人的感觉,是进入了又一轮的向下沉沦期。沉沦的主要标志,是欧洲人对于前途和未来,正在失去自信,转而围绕贫富分化、阶层差别、族群不和等问题,不断上演激烈的争吵和冲突。无论对内对外,欧洲人都不见往常的那种英国式的绅士风度,相反,排外保守情绪滋长。

 

世界不再看好欧洲

 

欧洲人为什么会心态失衡,欧洲是否真的在向下沉沦?

毋庸置疑,世界对欧洲并不像以前那样看好。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更多把视线投向了复兴中的中国、印度和美国,它们各自的发展前景及彼此间的关系,被人饶有兴趣而不知疲倦地谈起,与此同时,欧洲却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突出表明这一点的,是舆论上的变化。还在五年前、也就是欧盟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世界各国媒体围绕欧盟未来,就曾有相当多的讨论,普遍的看法是前景不妙。英国《今日世界》一篇题为《50岁以后的乐趣》的文章指出,从刚过去的10年,特别是新千年的前5年来看,除英国之外的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表现让人深感失望,欧洲经济增长的步伐不仅远远小于中国,甚至也无法与美国相比。而长期预测同样不容乐观,没有多少迹象表明欧洲的增长步伐将加快。按当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到本世纪中叶,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将统统沦为中等经济规模的国家,将无法与中国、印度这些后发国家相提并论。

欧洲商会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确认了这一看法。这份报告显示,欧盟目前的经济发展程度仅相当于美国20多年前的水平,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美国在1985年时的状况。而欧盟目前的就业率和研发投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1978年的水平;欧盟目前的生产率水平(按每个就业人口创造的GDP计算),美国在1989年就达到了。不仅如此,报告还认为,由于欧洲在研发投入上远小于美国,和其高福利制度使国家财政负担日益加重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未来发展来看,欧洲要想赶上美国,已越来越不可能。

对欧洲的悲观观念当然并不止这些。美国《新闻周刊》一篇批评“欧洲衰落论”的文章《50岁的欧盟:生日快乐》,就归纳了对种种“唱衰”欧洲的观点。僵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娇生惯养”的劳动大军、地位牢固的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宗教与族群冲突、对共同的欧洲未来缺乏共识,以及欧洲政客在这些问题面前的无能为力等,使欧洲“正在掉进历史的垃圾堆”。

 

欧洲人口优势逐渐丧失

 

21世纪初的欧洲,无疑正在丧失上世纪下半叶的荣光。欧洲在忧虑什么?或者说,现在最让欧洲人心怀芥蒂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恐怕乃是人口。

《50岁以后的乐趣》一文便不无忧虑地指出,欧洲的致命弱点在其人口结构。到2015年,意大利的人口将开始下降,到2025年德国和西班牙也将出现同样的局面。人口结构的变迁,将显著增大欧洲社会的人口抚养比,这将使欧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遭到削弱,“假设到2057年欧盟仍然没有解体,得以庆祝它的百年华诞,届时欧洲是否会变成一个大疗养院,由来自贫穷国家的更年轻的移民照顾着大量老年人”。

人口一直扮演现代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国际政治的诸多变革。欧洲近世以来长期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便与在此期间欧洲人口的一些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欧洲率先进入全球性商业和现代工业时代,从15世纪末直到20世纪初,其人口在三方面发生变迁并建立起了相对或绝对优势。

首先就是在数量上,欧洲人口占整个世界人口的比例持续增大。1700年时欧洲人口(包括俄罗斯)占世界总人口18%左右,1800年占20%,而到了1900年,则进一步上升到近25%。这两百年时间里,欧洲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它为欧洲对外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其次,欧洲早于其他地区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型经济向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转型,人口运用技术和进行内部组织的能力都强于其他社会。再次,因为人口数量增长及人口转型而带来的对外移民,也扩大了欧洲优势。直至21世纪上半叶的近代世界,世界移民主要是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当欧洲移民遍布世界后,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地位便也形成。最后,欧洲在经历多次十字军东征后,各主要国家人口在族群构成、宗教信仰和精神文化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同一性,这也增强了欧洲各主要国家内部的凝聚力。

从1492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史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欧洲而展开的,在这漫长的400余年间,除19世纪末的美国和日本外,世界性大国基本都在欧洲。美国虽然在19世纪末已具备世界大国的潜力,但并没有正式参与世界角逐,这一段时间的世界政治,实际上就是欧洲政治。没有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口优势,也就不会有欧洲对于世界的统治地位,就是在欧洲的范围之内,欧洲大国的兴衰成败及其优劣位势更替,也皆与人口变迁有关。

欧洲二战后的复兴是有其限度的。从整个世界来看,20世纪上半叶以来,欧洲往日的主宰性地位,已经几乎不可逆转地成为过去。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长期被欧洲大国所垄断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并在20世纪下半叶后不复存在。欧洲的那些大国,无论英国、法国或德国还是其他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和苏联面前,已无法平起平坐,只能是二流大国,而在21世纪的世界上,其锋芒又被复兴中的后发大国中国、印度等掩盖。

战后欧洲最值得骄傲的成果,就是化零为整建立了欧洲一体化组织——欧盟。一个超国家联合体的出现,的确在一定范围内加强了欧洲对世界的影响,不过,欧洲联合及欧盟和欧元的形成,不是反映了欧洲的强盛,而是反映了欧洲的衰落。如英、法、德等欧洲传统大国,都不得不依靠联合起来的力量来捍卫各自和欧洲在世界中的权重。

欧洲优势的丧失,与欧洲人口优势的丧失是同步的。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物质文明构成即人口素质已迎头赶上欧洲的同时,欧洲相对世界其他地区在人口数量上的劣势却日益加剧。19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4.7%,1950年变为21.8%,到2001年,则已经显著降为11.9%。

在20世纪下半叶,欧洲曾在前30年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普遍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停滞。它同样与欧洲的人口变化有关。从二战结束一直到1960年代初的近20年时间内,欧洲如同美国、日本、苏联一样,曾出现短暂的“婴儿潮”,曾靠自身的人口再生产维持人口增长。这为欧洲的经济复苏及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生劳动力,从这段时间直至1990年代初,欧洲经济一直保持增长。但在进入197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再次下降,大多数国家的总和出生率都已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50岁以后的乐趣》一文如是说:“欧洲现在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时期。”

 

福利国家制度难以为继

 

欧洲人口生育停滞、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危机,又因另一事实而雪上加霜:即欧洲20世纪下半叶建立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已使欧洲人的奋斗精神大不如往。

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决心压缩公共开支,却马上迎来了成千上万希腊人的街头抗议。希腊人把一切都推给了“政府腐败”,却不去想即使政府清明,希腊人普遍少劳动、50多岁便可提前退休,又哪来足够的财富可供他们任意挥霍?这也难怪不管希腊多么“水深火热”,德国民众都不赞成去救助希腊,在德国人看来,这是拿自己的辛苦钱去帮助懒汉。

法国人也走上了街头,他们反对政府推动立法提高退休年龄。法国财政赤字2009年已增至1448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5%,公共债务达14890亿欧元,占GDP的77.6%,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上限。

希腊和法国的情形,不过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因高福利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债务压力有多严重?用数字来说明问题。2009年,希腊的赤字几乎是其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4%,其累计债务是其GDP的115%;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GDP的5%和116%,西班牙是11%和53%,德国是3%和73%。 而据预测,到2011年,27个欧盟成员国中14个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60%。这样高的负债水平,直接来源于过高的福利。

福利制度是需要的,但欧洲的问题是福利过度,也即所许诺的福利国家超出了税收支撑能力。福利的过度化,已严重削弱了欧洲国家工业化时代勤劳致富的清教徒传统,与此同时,靠借钱过好日子,则是在透支国家的未来。

 

移民保守主义在欧洲兴起

 

欧洲人口严重老化、经济发展停滞、财富创造机制失灵、社会保障制度透支未来,由此也使欧洲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发生明显变化,对多元文化主义不再如以往那样钟情,在移民问题上趋向保守极端。

欧洲的上空无疑已布满移民保守主义的阴云。继前年之后,去年8月法国再次大张旗鼓驱逐罗姆人;2010年9月,法国通过法案,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穿戴会遮住整张脸的头巾、面纱和罩袍。

这种态度并不只是法国才有。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扎拉青去年发表一部新书,指责回教徒移民降低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智力而变成平庸,他虽然因此被银行开除,但民意调查却显示,大多数德国人同意扎拉青的看法。一些欧洲国家如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也都在酝酿制订类似法国的法案。这的确反映了欧洲对其人口结构变迁的一种恐惧。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30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将于2015年前再增长一倍。仅仅是人口种族结构的改变,还并不足为惧,欧洲人所担心的,是随移民潮而一天天增多的穆斯林人口,过于顽强地保存了自己的文明传统,并不愿意融入欧洲文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去年10月的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德国试图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她强硬要求穆斯林移民应该学习德文,以便在德国学习、就业和融入新国家。

移民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可以看作世界人口变迁在欧洲社会、政治领域的反映。自16世纪以来,全球人口曾经历三次大的变迁,并都产生相应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当前世界已进入第四次人口变迁进程,但由于经济社会变化一般落后于人口变迁,今天的世界主要仍受第三波人口变迁的影响。

这第三波全球人口变迁大致起自1960年代,自那以来,欧洲和西方近两百年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其他区域的历史发生逆转,人口生育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在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欧洲和西方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中不断缩小。

就像欧洲近世以来的对外人口迁移,带来了欧洲的兴起及其全球统治地位一样,这一波倒转回去的移民潮,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些国家的人口结构,同时还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发生影响。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冲突和对抗,且在某些时候还会显得格外激烈和难以调和。从一定程度上说,21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重大恐怖主义事件及美国展开的反恐战争,就可以看作是人口问题在当下的一个反映。

 

欧盟岌岌可危

 

欧洲的麻烦并不止这些。在欧洲制造业的空心化后,作为欧洲统一标志的欧盟机制及欧洲货币单位欧元,它们的前途也愈加引人关注。在这方面,同样不祥之音四起。

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重新走向分裂的欧洲,这或许是前苏联解体之后,大国政治的又一个重大转变。促使欧洲分裂的种子,早就在酝酿生长,现在,它不过是伸展开了芽叶。不幸的是,这片芽叶会让人想到1950年代以前的那个欧洲。这个欧洲在形成现代性制度的四百余年间,一直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没有共同的欧洲意识,也无所谓一体性的欧洲文明,欧洲不是表现为大量分立的邦国,就是表现为混战不休的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合纵连横不断制造冲突,又不断形成力量均衡。

这种状况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转折。整个20世纪下半叶,欧洲像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先是建立煤钢和原子能同盟,接着推出欧洲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又打造出了欧洲联盟。与此同时,一种对于同是欧洲人、同属欧洲文明的新意识,也开始在欧洲内部扩散,欧洲首次不仅从经济、政治层面,还在文化层面赋予了同一性。欧洲朝一体化方向的突飞猛进,让人联想一个跨越主权国家认同的统一的欧洲合众国,可望在不久的将来成形。复数的欧洲如果真的成为单数的欧洲,这对欧洲来说当然将是脱胎换骨的改变。

但欧洲的分裂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际便已出现端倪,由于战争立场有别,西欧与东欧的言辞举动有如两个世界,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痛下重言:欧洲分出了“老欧洲”和“新欧洲”。“老欧洲”的法国、德国选择与俄罗斯合作,一道与美国唱起了反调,这三国的首脑在之后几年内,还频频举行小型聚会,在大的事务上统一立场。法德作为美国盟友却与美国决裂,其缘由恰如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所说:“大国不可能容忍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

法、英、德等欧洲大国的共同利益日趋减少,英法在欧洲被德国边缘化的本能反应,是转变外交思路,寻找新的出路。英国所玩弄的是它一贯擅长的势力均衡游戏,在欧洲大陆把砝码向法国倾斜,以平衡德国的影响力。这自然也合乎法国的心意,两国试图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东山再起”,因此于去年签订国防领域的合作协定,并就建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完善干预纷争机制达成一致,还准备共同使用核设施。

当下,在利比亚,欧洲大国间的心怀各异表露无遗。一个政治统一的欧洲,未来还有无可能?一个经济统一的欧洲,是否将会发生倒退?没有多少人对此看好。

 

欧洲“衰落”的启示

 

看来看去,今天的欧洲前景委实不妙,表面看来,是近年来不见好转的债务危机和经济状况在让欧洲人心焦,但再往深处观察,存在一些制约欧洲走出低谷的结构性因素,这是欧洲在未来可见时间内无法根本扭转的。总结起来,它们包括:

欧洲制造业的空心化。当前除德国等少数国家之外,欧洲其他国家大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拱手把近世以来主要的财富创造源泉让给了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业在欧洲的衰败,其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且难以通过发展其他替代性产业来创造足够的就业空间。同样,由于退出了传统工业领域,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为此不得不借钱度日,由此形成庞大的国家债务。这使得欧洲国家不得不削弱政府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欧洲有可能重新创造制造业的优势吗?基本已没有可能。这是由跨国公司按照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配置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欧洲土地和人力成本高,传统制造业在欧洲已无利可图,这使得从欧洲转移出去的制造业,不可能再回流到欧洲。在退出制造业的同时,欧洲经济以金融服务业为主要途径,逐渐实现虚拟资本主义化。金融是可以微小劳动赚大钱的领域,不过不要忽略了,从玩弄金融游戏中赚得大钱的,却是少数人。金融经济的兴起,使欧洲不少地方形成的一种局面,乃是金融资本逐渐与主权国家脱节,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并且,资本全球化与社会保障国别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上述两个问题,又因另外两个事实而雪上加霜。一是欧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如今物极必反,成了养懒人的体制,不仅极大削弱了欧洲的经济竞争力,而在欧洲面临经济、金融或债务危机时,政府想要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却难以取得养尊处优惯了的民众的同意。此次英国发生骚乱事件,其部分原因就与英国政府近年削减了社会保障支出有关。另外一个则是,欧洲是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出生率下降之大也为世界之最,在不断涌入信仰各异的外来移民后,欧洲人口结构已发生显著的改变,这不仅在削弱欧洲的竞争力,也在冲击欧洲的文明特性。

欧洲人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吗?哪一件看来都很难。这些问题合在一起,给欧洲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由此引发的社会焦虑也是全方位的。英国骚乱不过是这种集体焦虑症的一种变态表现,它绝不能单纯理解为某些社会个体的不良选择或年轻一代的道德沦丧,而是国家与社会处在总体沉沦状态的必然产物。

打开21世纪的世界政治地图,欧洲将越来越是欧洲的欧洲,而非世界的欧洲。传统白种人在数量上的减少,人口在宗教和族群构成上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人口的不断老龄化,都将使欧洲不再具有传统的开拓进取精神,而日趋在性格上趋于保守和内向,将更多精力专注于自身事务。

一个进入成熟期的、“过了风华正茂的时期”的欧洲,在当下的表现及其未来可能的前景,将给其他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环太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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