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衰落抑或文明的挑战?

文/陈彦

 

讨论欧洲的衰落与否并非易事。一方面,我们没有明确与公认的标准来判断衰落与否;另一方面,欧洲本身也十分难以界定。如何定义欧洲?地理的欧洲,制度的欧洲还是文化的欧洲?如果我们所谈的欧洲,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仅仅从某一时期欧洲各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减来判断欧洲的起落?如果拉开历史的视野,我们就应该从政治、经济、军事及其赖以立足的制度层面全方位观照欧洲的衰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的判断就必须全面检索欧洲的制度及其前景,以及目前欧洲联盟演进的方向。从历史长时段出发,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互相依赖,断难分开。因此,制度的欧洲也不能脱离文化的欧洲。从制度与文化出发,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体、工具理性等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均起源于欧洲,其辐射范围不仅远远超出欧洲本土——欧亚大陆西端的这一地域范围,甚至从很大意义上还在北美结出了较其本土更为辉煌的果实,以致于我们在讨论欧洲文明时不得不也将美国包揽进来,干脆以西方文明称之。就此,笔者也不能免俗,本文在涉及制度、文化等领域时也会将欧洲或西方并用。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伴随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这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的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会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一、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曼融(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曼融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曼融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曼融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这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曼融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德曼融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曼融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的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不过,战后特殊的时代心态自然不是其声音长久回荡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他至今仍未兑现的预言的持久魅力在于其源于欧洲精神的另一种传统,怀疑的传统,悲剧的传统。这种传统,也许比理性本身更为根本,更能够代表欧洲的精神气质。这一怀疑传统,既源于理性主义内部,又源于对理性主义本身的怀疑和批判。怀疑是批判的前提。质疑一切,否定一切,否定之后再被否定,法国思想家莫兰正是将这种“否定性”称作欧洲文化的最为根本的特点和欧洲文明演进的基本动力 。我们今天无法知晓斯宾格勒本人是否意识到他的衰落论能否弥久而不衰,但我们却可以看到他对欧洲文明的悲观论断的睿智之处。在今日欧洲,历史线性论已经失去了市场,社会进步观也广受质疑,科学万能论也已成为过去的神话。欧洲文明当然没有如斯氏所言已经死亡,但是再不会有人以历史规律来批判斯宾格勒衰落论的荒诞。

 

二、经济衰落还是竞争转移?

 

从公众舆论层面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欧洲关于欧洲衰落的议论甚嚣尘上。2008年夏季,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罗伯特•伏吉尔(Robert Fogel)在法国南部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会上表示:“欧洲经济已经死亡”。这一宣告是这一波较受注目的关于欧洲衰落论的起始。此后,从经济上宣判欧洲衰落的声音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刚刚推出《中国傲慢》 一书的法国著名经济评论人伊茨拉勒维奇(Eric Izraelewicz)在2010年写道:欧洲的衰落在经济危机之前已经显而易见,但危机大大加速了欧洲衰落的进程。伊茨拉勒维奇认为,2008年经济危机源于美国或美中经济的不平衡,但危机对于亚洲几乎没有影响,对于美国影响次之,却对欧洲伤害最大。这一事实表明欧洲经济的脆弱,无力承受打击。伊茨拉勒维奇认为,欧洲衰落的原因可用三个D来概括。他所说的三个D分别是Demography 人口,Division分裂,和 deficits赤字。目前,欧洲联盟27国总人口为5亿,2009年增长率仅为千分之一强(中国同年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千分之七)。所谓分裂,是欧洲在经济上虽有统一市场,但经济缺乏整合,各国在经济战略上各自为政。至于财政赤字则正是目前欧盟债务危机的主因。伊茨拉勒维奇的观点自成一体,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仅仅从经济论经济,并不触及社会甚至地缘政治实力的变化。

今年三月,曾经因提出中美同体(Chimerica)而名噪一时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推出新作《文明:西方与非西方》 一书。作者指出,如果1411年你有可能在全球旅行的话,你可以发现中华文明帝国正在兴建紫禁城,而此时的英格兰正受到瘟疫、饥荒、战争的多重蹂躏。然而,在这一世纪其后的五百年间,西方却一直强势统治世界。欧洲何以能够超越当时看似强盛的东方帝国呢?佛格森认为,个中原因是西方掌握了六样秘密武器:竞争、科学、民主、医学、消费主义以及工作伦理。按照这一论断,今天的欧洲是否衰落的问题也就转化为西方是否还能垄断这六大武器的问题。同斯宾格勒不同,佛格森并不认为文明会遵循诞生、上升、衰落的周期,用斯宾格勒的话说是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依据,佛格森认为,西方的衰落也许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渐进而慢速的,很可能是突发性的。佛格森更以历史上16世纪西班牙霸权的衰落,18世纪法国王权的被推翻,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以及苏联的崩溃为例,指出这些历史强权均是由于沉重的债务危机所导致。

佛格森的论断也许过于武断,但他的论断却很及时。放眼今天的世界,他所谓西方曾经拥有专利的六大武器显然已经普及于全世界。不过,分析当今有可能取西方而代之的各新兴经济体,并非各个国家都全数掌握了这六样武器。佛格森忧虑西方强势的迅速崩溃,但他却拒绝任何命定的前景。实际上,即使假设今天非西方世界各国均全部掌握了西方近代创立的全套制度文明,是否就意味着西方败局已定呢?笔者目前还无足够的论据作出这一结论。相反,如果假设欧洲仍有可能战胜危机、扭转逆势,倒不难找到依据。最简单的办法是从佛格森本身的论述中寻找论据。佛格森举出了世界史上帝国崩溃的例证来论证西方的衰落。但只要换一个角度,欧洲的历史波澜也可以同样论证欧洲文明内部衰落与新生的起伏交替。希腊文明衰落了,罗马文明代之而起。西班牙帝国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是荷兰低地国家资本主义手工业与商业的兴盛。法国王权的被推翻,为现代共和体制在欧陆的扎根扫除了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佛格森将竞争放在六大武器之首,可谓别具匠心。五百年前的欧洲得以崛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是基本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竞争的场域发生了转移。如果将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的世界看作是一个放大的欧洲,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或者欧洲、美国、中国、印度等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应该正是决定今后各大经济体在世界上谁执牛耳的关键性因素。15世纪开始的竞争,由于西方找到了新式武器,将其他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而今天的竞争,应该是旗鼓相当的竞争。不过既然是竞争,当然胜负待决。实力消涨潮起潮落,危机与兴盛循环往复。今天的欧洲陷入危机,不等于明日不会东山再起。欧洲的历史本身峰回路转、大起大落,中世纪的宗教愚昧孕育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凯歌行进的近代科学也会结出摧毁人类的核子武器。欧洲曾沉浸于殖民扩张的霸权之梦,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我毁灭。但是,战后的欧洲,凤凰涅,依然迈向了政治统合之路。相对于欧洲,中国文明史也充满着夷夏交融,王朝更迭,天下分合的大起大落。但是近代以来,自华夏文明遇到西洋文明之后,却历尽艰辛,无法突围。在欧洲面对危机,诘问衰落之时,中国是否也在反省叩问呢?历史真地到了转折时刻吗?

 

三、唱衰西方还是叩问制度?

 

不过,佛格森所列举的六大武器也许过于强调制度,强调硬件,而忽视了精神与思想层面的武器。包括上述斯宾格勒、德曼融以及佛格森本人在内的对欧洲地位的忧思,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本身即构成西方文明中一件极其强大的秘密武器。有法国学者将欧洲精神归纳为批判精神,一部欧洲思想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怀疑、批判、创新,再怀疑的思想批判史。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从上帝束缚中解脱,欧洲高扬批判大旗,社会标新立异。思想创新成为欧洲超越其他文明的基本推进剂之一。直至今日,从精神自由、思想开新的角度,欧洲仍然充满了活力。仅仅从衰落这一主题切入,欧洲文明史给我们展开的是代代不绝的这种“唱衰”的咏叹。不必追溯至欧洲对罗马帝国崩溃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仅从当代欧洲对社会制度反思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欧洲的这一强大文化脉动。

粗略说来,跨过1990年代东西冷战后的短暂欢欣之后,欧洲社会意义的危机凸显。对立的共产主义阵营骤然消失,以宪政民主、经济自由为框架的西方社会突然失重。先有“历史终结论”不胫而走,继有“文明冲突论”后来居上。2001年的“9•11”事件更如晴天霹雳,给予赢得冷战后自信的西方一记猛掌。2008年以来,受美国信贷危机的冲击,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危机使欧洲悲观论者如虎添翼,也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质疑和批判欧洲政治经济制度乃至文化体系的行列。一时间,关于欧洲衰落,西方陷入深重危机的声音此伏彼起,形成了多元主义环境下西方特有的“唱衰西方”音乐会。这种所谓“唱衰”的音乐会在欧洲深陷经济困境的时候尤其引人注目,但却既非昙花一现的绚丽烟花,也非随波逐流的应时之作。所谓“唱衰”,更多的是叩问,是批判,是质疑,尤其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叩问。

法国哲学家达瓦洛(Pierre-Henri Tavoillot)最近总结说:“9•11”事件可以被解读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政治基准——民主制度的全盘反抗;美国信贷危机不仅象征着美国霸权衰落的开始,也意味着起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败象;而2011年3月11日由于海啸引起的日本核电危机则预示着整个现代物质文明的根本发生动摇,人类不仅最终难以驾驭自然,甚至也无法控制自身的科学发明。换句话说,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的三大基石:民主、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受到全方位挑战。笔者并不赞同将“9•11”事件看成是对民主的严峻挑战的论点。不过,这一事件的确强化了西方思想界对民主制度本身的质疑和叩问。

从现象上看,在政治层面,全球化的加速使得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减弱,传统左右政党之间的张力缩小,政党轮替缺乏活力,选民看不到选举的作用,社会动员乏力,政治冷感滋生,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仇外排外情绪蔓延。伴随这种结构性问题的则是利己主义的膨胀,私域对公域的蚕食,个体对公权力的不信任。

在社会层面,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和平,民主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渐渐难以支撑越来越大的福利开支,贫富差距出现积重难返之势。对环境破坏与能源枯竭的忧虑加上经济危机的持续,使得民众对无论是英美式的占有大量资源的市场主义和德法式的福利国家模式的信心均发生动摇。同时,网络的迅速普及,不仅打破了社会原有的表达和参政格局,使得原有的民主机制无法满足民众对参政的新需求。

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挑战,欧洲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法兰西学院教授罗奘瓦龙提出民主的双重性的命题。所谓民主的双重性,即一方面民主具有对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的庄严承诺,一方面又具有一种总是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不可兑现性。换句话说,民主机制从其降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种内在紧张。罗奘瓦龙认为,今天的民主,已不再是古典的强调制度化的民主形式可以概括。民主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三权分立、定期选举、多党执政等等虽然仍然是民主制度的核心硬件,但民主对公民的参与、议政,对社会层面的民主要求日益苛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必须找到更多的方式和制度安排去加强民主与公民的联系,动员公民的认同,将讨论、议政、质疑、批判纳入民主框架。如果联系到今天欧盟架构下民主合法性欠缺的情况,如何为民主寻求新的活力源是对当今欧洲社会的严峻挑战。

 

四、欧洲的衰落还是文明的共同挑战?

 

承认欧洲文化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传统和思想开新的活力,并非为了遮掩欧洲存在走向衰落的前景。相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欧洲衰落的内涵和衰落的紧迫性。如果说,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与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后来居上,使欧洲处于一种相对衰落的态势的话,那么欧洲还必须应对更为根本的制度衰落。政治动员力不足,民主代表性减弱,对于未来的信心危机等问题,即是难以以数字来计量的根本问题。上述法国哲学家达瓦洛所指的民主、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三个方面与英国历史学家佛格森的六样秘密武器的说法虽不同,但均提醒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源于欧洲的整套现代文明制度。而这一整套制度在今天已不再是局限于欧洲或者西方的狭隘的区域性制度。竞争、科学、民主武器曾经使西方在世界独占鳌头,但现在已为非西方世界程度不同地移植、接受甚至光大。换句话说,西方失去了制度文明的垄断权,也成功地将制度困境转嫁给了非西方国家。从现代文明制度角度,欧洲的危机也是普世的危机,欧洲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

诚然,世界各文明区域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性,都有进行制度创新的独特文化资源。但是,创新只能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只能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创新。从比较眼光出发,对西方制度文明的创新,关键在于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曾经被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西方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19世纪的欧洲曾经提出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其本土并没有结出令人满意的果实。这一方案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如苏联东欧虽曾有过貌似辉煌的表现,但终于不能经受时间的检验。

按照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必须面对共同的环境约束。这一约束,即使并非斯宾格勒式的人类文明生死有命的衰落,也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转换生活方式。养育我们人类的地球的空间和乳汁是有限的,由于人类的肆意榨取,从气候到空气,从海洋到冰川,从河流到森林,地球均已超载运行。仅仅从这个角度,以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然已经走到尽头,此次日本核电灾难也以悲剧形式宣告了人类以科学控制自然的近代神话的终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对近代以来的生产方式与制度文明进行反思,以经济增长为指标的现代人类社会是注定要衰落的,区别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因此,在我们讨论欧洲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这一讨论对中国的意义。笔者在此不惜篇幅回顾西方对其本身衰落与否的反思,也是希望我们将西方的反思化为我们自身反思的养料,纳入我们自己的反思之中。

笔者最后希望指出的是,欧洲关于自身衰落的反思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也深刻地影响着今天欧洲追寻的目标。战后的欧洲,吸取战争教训,为了缔造永久和平,走上欧洲联合之路。伴随着欧盟的扩大与深化,欧洲社会在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生命观正在清晰呈现。这即是美国作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讲的“欧洲梦”的跃然升起和“美国梦”的没落。何为欧洲梦?追求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平衡,重视生活质量,探求规范认同,背对霸权历史,放弃大国梦想。这一梦想当然还不是现实,但已为不少欧洲人所清醒意识并努力追求。这是欧洲正在酝酿的文明价值的转换,是一场后现代、后霸权的观念革命。而这一观念革命不仅会颠覆我们今天的兴盛和衰落尺度,也可能将欧洲和人类引向新生。

 

(作者单位: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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