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遇到西风

作者:淮夷   2011-09-29 1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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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儿早上爬起来,发现窗外刮台风,挂着8号风球的警告,香港交通都停下来。这种天气,读一本东风遇到西风之书,也算是应景了。

我很喜欢的这本书叫作《The Geography of Thoughts》(思维的地理),作者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Richard Nisbett。此书主题是讨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这个话题特别庞大,而Richard采取了一个管中窥豹的聪明角度:社会学实验。书中介绍了许多有趣的实验设计,这些实验让人们意识到,东亚和西方在认知模式上的巨大差别。

(一) 属性vs关系

比如,有这样一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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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要在鸡和草之中,选一个和牛更接近的归为一组。凭直觉,您会怎么选:鸡和牛?还是,草和牛?

这个实验目的是考察东西方看待事物的习惯,并不存在所谓正确的答案。实验在成年人和儿童都得到类似的结果:西方人多数选鸡,中国人多数选草。

西方人用事物的“属性”来分组(鸡和牛属性是动物,草的属性是植物),东方人则习惯从“关系”角度看问题(牛吃草,牛和草的关系强于牛和鸡的关系)。

这种差别的延伸意义在于,西方人更擅长发掘事物背后的“规则”,并用规则指导决策。东亚人对规则往往不敏感,他们更喜欢整体相似性。

为了验证这个可能性,作者设计了下面的花朵实验,受试人群包括三类:韩国人、亚裔美国人、欧裔美国人。

这个实验跟“鸡、草、牛”分组类似,但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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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实验的要求,是让受试者在上面两组花中,选一组和底下的花最相似的。

两组花和底下的花比起来,各有差异,不太容易找到明显的答案。我自己看了一会儿,觉得该选左边(group 1),事实上,这正是多数韩国人和亚裔美国人的选择。理由是二者“看起来”更相似,比如group 1有三个花的花瓣和目标很像,且三个是有叶子的。

欧裔美国人普遍选了右边group 2,理由是,这组花和目标皆遵循同一个“规则”:直的花茎 (反观group 1,花茎都是弯的)。

(二)名词vs 动词

这种选择花朵的认知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作者提出一个有意思的猜想:语言差别。

西方用“属性“观察事物,属性多用名词描述。东亚用动态“关系”分析事物,关系的描述牵涉较多的动词。

幼童一般容易学懂名词,认知心理学家Dedre Gentner发现欧美幼童以每天2个单词的速度学会名词,远高于学动词速度。然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全球普遍,语言学家Twila Tardif也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东亚儿童学动词的速度快于学名词。

原因何在呢?

有一个解释是说,动词在东亚语言中更明显。以一句话为例,动词往往出现在东亚语言最开头(中文)或最后(日文),相形之下,英文有更严谨的主谓宾结构,所以英文的动词常被淹没在一句话的中间位置。

中文可以简单的说 “下雨了”,英文则非要找个老天爷出来充当主语,要说“It is raining”。

再如,中国人一起喝茶时,这样问对方:“再喝点?”重点在于动作“喝”,茶被省略是因为无需强调喝的是啥。英文正好相反,英文强调名词,要说”more tea?”,重点是对象茶,而不需强调喝,难道茶不就是用来“喝”的吗?

再以老舍的《茶馆》这段对白为例:

松二爷:好像又有事儿?

常四爷: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嘛?

这俩人对话,找不到一个主语,全程都是动词。中国人读来觉得特顺,您要是直译出英文,老美一准儿被这堆语法“错误”的句子搞晕。

人类学家Sapir和Whorf提出过一个有名的Sapir-Whorf假说,假说认为,不同语言的构造差异对人们思考过程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个假说被科学界争辩很久,没有定论。作者和两个中国学者做了一个联合实验,测试语言转换是否能改变人们思维定式。

受试者需要同时懂得东西方语言,所以,他们测试了中国大陆的高校学生。实验的设计是“鸡草牛”之翻版,实验者在一张纸上写下“熊猫、猴子、香蕉”三个中文词,让学生找出两个最接近的。

跟“牛吃草” 的逻辑类似,中国学生大多选了“猴子和香蕉”为一组。

实验者在纸上改用英文“panda, monkey, banana”,去测试另一组大陆学生,这次出现统计上显著差异的学生们改选了panda和monkey。

听起来有点神奇,中国学生转换到英文语境下,脑子也似乎换了,做出西方人惯常的属性判断。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 —这是欧美学生的普遍选择。

(三)广角vs 隧道

在前面的花朵实验中,东亚人看重整体性而西方人看重局部,这种思维的分歧,在作者设计的另一个实验里面,有更深的揭示。

实验叫作Michigan Fish Test(密歇根州观鱼竞赛),受试人群是日本人和美国人。

这个实验要求受试者观看这样一幅图画,时间是5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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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兴趣的话观看5秒自测)

实验者收起画,然后提问:请回忆,你刚才看到些什么?

如果你回答:三条大鱼,还有一些水草。那么,你多半是美国人那一组的。

实验中日本人普遍答出了远远超出美国人的鱼缸背景信息:青蛙、蜗牛、石子、甚至日本人还注意到了大鱼冒出的几个气泡。

西方人倾向于tunnel vision(隧道式视角)去观察世界,他们的大脑专注鱼缸主角—占据画面中央的三条大鱼。他们能回忆出一些大鱼特征(比如有个大鱼是红色的鱼鳍),这一点日本人普遍输给了美国人。反观东亚人,更擅长用广角视野去观察整体环境,并能注意到大鱼和环境的关系。

我想,现实世界中,中美渔民在海中捕捞的时候,是否也有类似的观察差异和记忆偏好。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比较,可惜很难进行可控实验。

(四)个性 vs 环境

东方的环境论和西方的个体论,也影响到他们对犯罪事件成因的看法。

1991年,爱荷华大学物理学博士卢刚,因为不满导师,枪杀了导师并在校园射杀数人后自尽。这件事引起了心理学家Michael Morris和彭凯平的重视。

Morris和彭凯平分头分析了中美新闻媒体的报道口径,发现美国媒体更多指向于卢刚的个性,“脾气一直很差”,“相信开枪是最好的报复手段”,“心理极端阴暗”,等等。而中国媒体强调卢刚的环境,“与导师相处的不好”、“中国应试教育的影响”、“美国枪械管理的放松”,等等。

如果说卢刚事件,中国媒体有为之开脱倾向的话。那么在同一年,美国邮政工人Thomas McIlvane冲入他工作的邮局,射杀上司和几个同事。Morris和彭凯平继续就此新闻,查阅中美报纸的讲述角度。

纽约时报对Thomas枪杀案的评述,与报道卢刚枪杀案,如出一辙,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凶手本性造成的惨剧。中国报纸则一如既往的强调环境因素,“Thomas刚被上司无情解雇”,“他可能受到最近一起德州枪击案的刺激”,等等。

在一个实验中,中美学生被问到一个what if的问题:如果卢刚找到了教职工作,将来会不会发生这种枪杀惨案?

美国人回答:多半还是会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人回答:多半不会了吧,此一时,彼一时。

(五)循环vs 线性

作者和中国学者联合做过一个实验,观察东西方对事情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

实验对象是密歇根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比如,当看到这样一个问题:“露茜和杰夫是同一所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已经约会两年了。你觉得他们毕业后分手的可能性有多高?”

露茜和杰夫是两个完全虚拟的人物。毫无其他背景信息的情况下,50%的北大学生认为两人将分手,只有30%的密歇根学生认为两人将会分手。

这个小实验揭示着东西方对事件趋势的不同理念。“物极必反”的东方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心理,我们易于相信,好事很可能会变坏,而坏事最终也可能变成好事。西方人惯于以线性发展的心理看待未来,一个上升的走势意味着,未来将继续上升,而不是下跌。

在另一个有意思的实验中,作者给北京和密歇根的学生们看了一些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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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趋势图可以代表GDP增长率的走势、股市指数的走势、失业率的走势,等等。这是一个加速增长的曲线。

学生们被要求根据这个图的形状,标出下一个最有可能的数据点所在位置。

面对增速曲线,美国学生大多数相信,下一个数据点将持续这种明显强劲的态势。北京学生面对这个加速强势的曲线,中国文化的潜意识告诉他们,“盛极而衰,刚强易折”,所以他们更多预测道,下一个数据点将出现增长放缓,乃至可能是彻底的反转(下跌)。

(六)东风遇到西风

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特别提到了东西文化差异的顽固性,以及他们终将产生的冲突。亨廷顿的学生福山,也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历史的终结》,福山说,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将统一全球。

激进的福山多半是预测错了,他的老师亨廷顿或许又太悲观。

如今的天下大势,西风再也压不倒东风了,东风也不并需要压倒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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