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运动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的产物

段志丹

内容提要:“东突”运动以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为基本框架,同时还融合了各种极端主义的思想元素。“东突” 问题在一开始出现之时就具有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性质和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倾向。文章旨在对“东突”运动的两大要害——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出分析。

“东突”运动从意识形态层次看,其框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二者为“东突”运动要害所在;由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自然衍生的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则是其极端表现形式。泛突厥主义系“东突” 运动寻找其“民族遗产” 和“民族性” 根源进而寻求民族独立的思想基础和媒介。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圣战” 等思潮则是催化及形成“东突” 运动走向极端和狭隘的重要因素。“东突”运动为了推行其民族分裂主义图谋,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提出现代国家疆域应与古代民族、语言、宗教的地域相符合的谬论,并以此为原则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的突厥民族的伊斯兰教法国家,而为了实现这一图谋,鼓吹“圣战”,鼓吹和实施暴力恐怖主义。本文就“东突”运动两大意识形态基础——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做出分析。

一、泛突厥主义的解读

泛突厥主义的兴起需要追溯到突厥文化在19世纪的重新发现和传播。最早开始对突厥文化重新发现的是欧洲的学者。俄、德、匈牙利和土耳其等国的一些学者所推动的一系列以突厥文化为宣传主体的活动以及“突厥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设立,并以其片面性研究得出的结论为主要内容进行传播提供了条件。泛突厥主义以“大土兰” 思想为发端,其宗旨在于建立一个所有“突厥人的祖国”,一个“从亚得里亚海滨直到中国的帝国”。这首先在当时的匈牙利广为流传,之后兴起于中亚的鞑靼斯坦,成为当地居民反抗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旗帜。

长期以来,鞑靼人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遭到了俄国人的压迫,因而,他们的反抗精神也最为持久和坚决。这种精神推动着他们利用泛突厥主义作为武器与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对抗。克里米亚的加斯普林斯基是鞑靼人中泛突厥主义思想早期的代表人物,他主张在语言、思想、行动上实行三统一,身体力行地参加了鞑靼地区伊斯兰教的“扎吉德”宗教改革运动,使泛突厥主义找到了与泛伊斯兰主义相联系的纽带。此后,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那里被再次发现,形成了从土耳其、中亚到中国新疆以反共为主流的政治、文化活动。1920年成立的鞑靼社会主义共和国并没有满足鞑靼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以米尔•塞德•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开始鼓动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突厥斯坦在内的泛突厥国家。此外,他们还要求建立自治的穆斯林共产党,并且要求在社会主义世界内承认穆斯林文化的独特地位。

1.“突厥斯坦”及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和演变

“突厥斯坦” 中的“斯坦”,源于波斯语,意为“某某人的居住地”。“突厥斯坦”指中亚锡尔河以北及毗连的东部地区,最初是生活在中亚的伊朗—塔吉克人对与自己语言完全不同的北方邻人居住地的泛指。此概念以阿拉伯人为媒介传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学术界,并为后者所接受。由于突厥族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突厥斯坦”所指向的地域也就随同突厥人游牧地的迁移而变化。到18世纪时这个地理概念就已经变得相当模糊,鲜见于当时的历史文献中。随着殖民主义在中亚的扩张,此称谓又出现在俄国和欧洲一些学者的著述中。他们所指的“突厥斯坦” 大体在中亚阿姆沙纳尔河流域,而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则被他们称为“东突厥斯坦”。

19世纪60年代后,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等汗国相继陷落。1865年初,沙俄攻占浩罕汗国商业重镇塔什干,建立“突厥斯坦州”,由军事总都督管辖。1867年7月11日,突厥斯坦总督区成立。沙俄在突厥斯坦进行殖民统治时既不希望将本地居民俄罗斯化,也不希望他们接受欧洲文明,因而当地居民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中,极端的伊斯兰保守主义也就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20世纪初,正当突厥斯坦居民反对沙俄殖民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之时,泛突厥主义和民族自决思潮在该地区的传播促成了一些秘密的和半公开的社会组织的出现。1917年5月,伊斯兰教代表大会在突厥斯坦召开。第一届民族政府——民族委员会成立,至十月革命爆发时,该民族委员会在浩罕成立了一个突厥斯坦的穆斯林政府。同鞑靼激进民族主义者无异,“突厥斯坦”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呼声高涨。苏联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局面,立即着手对中亚属于突厥语系的民族进行识别,以化解“突厥斯坦共和国”存在的基础。随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个民族或自治共和国的雏形出现。中亚“突厥民族”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基础趋于瓦解。

泛突厥主义这股政治思潮一部分来自于英国基于其亚洲战略计划的考虑而对该地区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入,一部分则来源于中亚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要求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直接冲击。这给中国新疆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季南在《英国对华外交》中谈到,从19世纪开始,“俄国对中亚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对印度的威胁,而当俄国人到达中国时,我们在那里的利益也受到了威胁”。他引述奥地利驻德黑兰公使给英国驻维也纳大使密函的一句话,点明像新疆这样的地方在将来极具战略意义:“俄英两国之间不久必将发生武装冲突,除非中亚细亚所有那些至今仍然独立的地方将预先瓜分有利于这两个国家”。英国的印度事务部认为:“如果新疆能巩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亚洲国家的地位,我们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就将有一个对我们友好而对苏联敌视的缓冲国。”英国向新疆地区进行了有计划的意识形态输入甚至策动武装暴动。包尔汉在回忆录中谈到,1931年哈密事变后,有英国背景的沙比提大毛拉就意图在南疆建立一个依附英国的“独立”政权,而伊敏也授意与英国人联合。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在1920年的一份电文——《陈说对待俄事意见》中说:“现俄人许俄属缠(指乌兹别克)、布(指吉尔吉斯)各族以回教独立特权……该党所倡之回教独立问题,不分国界,实大有影响于新疆。留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且与俄边境种族姻娅往来,关系密切,将来俄属回族独立,既成潮所激,殊觉危险。盖俄人知能否图我,当在印度事定以后,而目前最当严防者,为此回教独立问题。”

富有明确意识形态追求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此时的传入,在新疆这片历史上留有“突厥化”和“伊斯兰化” 遗产的土地上激起了波澜。他们很快被一些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所接受并推崇,渐渐在使用突厥语并信仰伊斯兰教,在占新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的群众中传播,甚至扎下了根。这些当时积极回应泛突厥主义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有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后来“东突” 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在中国新疆地区建立过以“东突厥斯坦” 为称谓的地方政权。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泛突厥主义已经成为“东突”运动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支撑。

2.“突厥族” 的“历史遗产”

泛突厥主义支撑着“东突”运动的民族和国家观念。然而,泛突厥主义的存在与突厥族有着“非直接” 的、“必然”的联系。同时,泛突厥主义所追求的“统一民族国家”缺乏现实存在的基础。突厥族是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早期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至阿尔泰山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公元6世纪中叶崛起,建立了突厥汗国。经过两个世纪之久的活动,突厥族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没有形成现代民族。古代突厥族的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欧亚大陆腹地诸如中亚地区及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的“突厥化”进程。在此过程中,突厥族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突厥语也成为这些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与此呼应的是,始于公元8、9世纪的“伊斯兰化”进程。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开始向外传播,其传播范围与“突厥化” 有着重合之处。最明显的如中亚地区及中国新疆南部,一方面人们接受了突厥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转而皈依伊斯兰教。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生产生活方式都在经历着变化。这是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过程,也是突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意识形态本土化的过程。而“突厥化” 与“伊斯兰化”这种地理、历史上的重合关系所造成的影响在一千多年后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了某种天然的联系。

“非直接联系”,指的是泛突厥主义虽以突厥族的复兴发展为旗帜,而事实上该思潮中的主体,也就是其积极推进者与“突厥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突厥族作为古代民族,没有出现在近现代人类社会的舞台上,那些以突厥族或是其后裔自居的人只是从语言上抑或是部分地域上同那些已逝去的人们跨越时间取得了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的基础,也就是语言、地域或其他因素的精确性和确实性也是值得怀疑。更进一步说,泛突厥主义所依赖的是一个时间上已经消失但在一定空间内还存有广泛影响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杜撰”性质的民族主体概念。这种杜撰性的主体概念依靠其“前身”——真正的突厥族,对世界历史、民族进程产生的作用,找到了维系其存在的细微却极具力量的纽带——语言。以突厥语言体系作为标准,历史上几经历过突厥化的地域、现今凡属突厥语系清语言的民族都被纳入了“突厥族”(实际上是“突厥语族”)的范围中。“突厥族”作为一种现代民族的概念是不恰当的,而“突厥语族”作为一种现代民族的概念也是牵强的。首先,“突厥语族”的概念是将民族的定义生搬硬套于突厥语系诸语言的所有不同民族、种族之上而产生的,没有考虑其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第二,突厥语族的母语——突厥语,或多或少的也存在着“人工”的意味。早在泛突厥主义兴起之时,其主要发起人就已经认识到,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解决使用突厥语的各个民族集团在地理上不相连的状态所导致的、使他们不易接近和联合的问题。语言之所以成为首选因素是由于各民族集团所使用的口语有所差别,而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古突厥语”来交流。然而,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为实现文化交流首先要制造出一种共同语言也总的看来;这种“非直接联系”,重点就在于泛突厥主义者以事实上存在差异的“突厥语”为联系纽带,在历史的碎片中拼凑出了“现代突厥族” 的概念。但无论是“现代突厥族”或是“突厥语族”,他们与历史上真正的“突厥族”并不存在历史、文化、血缘等方面的必然传承关系。

“必然联系”,是指泛突厥主义的产生、发展借助“突厥族” 的历史遗产有着其必然性。泛突厥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小民族对抗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的武器,也一度成为当时某些国家复兴的工具,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后一种作用现在仍可以看到,而前一种作用在进入当代后逐渐蜕变成一些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旗帜。

二、泛伊斯兰主义

“东突”运动的又一大理论支撑,来自于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代表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圣战”等一部分伊斯兰宗教主义的理论。泛伊斯兰主义提倡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圣战”的思想在这里被极端化理解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道成为其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激进主义元素。总的来说,泛伊斯兰主义及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对“东突”运动行为模式的“恐怖化”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

1.“伊斯兰复兴”与泛伊斯兰主义

近代,以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为代表,伊斯兰世界开始衰落,“伊斯兰复兴”成为其面对“西方的胜利”的一种回应,涵盖了泛伊斯兰运动以及冷战时期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和至高的地位,其信仰者不论血缘、语言、民族、种族及地域等方面的差异均成一家。泛伊斯兰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该运动发展并强化了泛伊斯兰主义关于伊斯兰教普世性的主张,并最终促成建立全世界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理念的传播。加马尔丁•阿富汗尼,这个泛伊斯兰主义最初的倡导者提出:政治上,全世界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强化哈里发的领导,遵循《古兰经》的教诲,建立一个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共同体,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宗教上,强调“认主独一”,伊斯兰教应适应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这种主张同时带有了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色彩,因而深受当时穆斯林知识阶层的欢迎。从欧洲到亚洲,这种以宗教为依托的社会政治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同时还与泛突厥主义天然地取得了联系。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在中亚地区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民族自决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泛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及与泛突厥主义的结合。

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泛伊斯兰运动逐渐由恢复或重建传统哈里发制度提升到主张加强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协作,实现伊斯兰世界统一的目标上来,从而转型为新泛伊斯兰主义。新泛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在宗教上力求维护伊斯兰教传统信仰的价值,同时以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净化伊斯兰社会。这一系列主张得到了伊斯兰世界官方自上而下的倡导。其间,大大小小的伊斯兰组织开始出现,他们在强化信仰、调整伊斯兰世界内部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地向非伊斯兰世界展开宣教活动。一方面,新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已不单是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成为一些伊斯兰教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官方伊斯兰复兴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在国际社会中捍卫“穆斯林少数” 合法权益的效果。另一方面,新泛伊斯兰主义仍然是一种对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虽然,它的兴起有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性质,但同时表现出了对非伊斯兰政治的意识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天然的对抗。这种对抗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具有“天然的性质”。泛伊斯兰主义者事实上可以扩大到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参与者们,他们或多或少存在一种理念: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世俗主义侵蚀的结果。这种侵蚀绝大部分来自于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输入;而共产主义同样不是非世俗主义的理想选择。伊斯兰世界要复兴,需要排除这种干扰。同样,这种对抗也存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身上且极端化,那就是“第三条道路” 的选择:阿亚图拉•霍梅尼高喊出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可以肯定,无论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新泛伊斯兰主义都秉承了一种理念,就是建立伊斯兰世界统一的力量。

2.所谓“圣战”

穆罕默德所创建的伊斯兰教为其继承者管理国家以及从事对外军事征服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之源。世界格局被重新划分为伊斯兰世界或非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不断崛起,对国际秩序、世界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震撼,许多地方被纳入了伊斯兰化的进程。“穆斯林相信地球是属于安拉的,而他们理应在安拉的地球上建立安拉制度,必须将异教制度驱逐出境。”从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开始,“圣战” 就已经显示出了排斥异教徒的意味,但并不是直接解释为要采用暴力恐怖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印度学者阿里夫贾迈德200年在接受《亚洲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就谈到,“圣战” 的含义得到了穆罕默德的重视,“圣战” 的真正目的在于打倒异教徒,在麦加、麦地那及阿拉伯半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即使是今日,以打倒异教徒并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教法国家为目标的“圣战”,其含义和传统也没有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弱化,甚至在很多人那里被极端化地理解和实施。但无论如何,“圣战”这个《古兰经》中的基本概念,并不是直接地被解释为恐怖暴力。因为就暴力恐怖主义的行为方式与“圣战” 所倡导的“神圣的斗争”是有区别的。伊斯兰教本身并不教导信徒搞极端暴力,换句话说伊斯兰教本身并不是极端主义宗教。我们所看到的“极端的”、“恐怖的”形象来源于一部分教徒对其的诠释和对其自身可能包含的一些理念的片面理解和扩大化。典型的就是以下要谈到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他们为我们演绎出了一个极端主义的“宗教”。可以说,我们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改版”。他们推崇绝对的宗教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圣战”的概念和行为方式在那里也变得极端化。

  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是冷战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一股极端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伊斯兰教法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上力求以伊斯兰教教义作为衡量一切、判断是非的标准。政治上主张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在社会生活中反对世俗的、西方的非伊斯兰生活方式,在全面伊斯兰化中恢复伊斯兰教法的地位和影响。总体看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四个特点:推行伊斯兰化,对外输出革命,坚持激进主义,强化政权意识。它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宗教狂热氛围,最终在这种氛围中走向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一种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政治运动,其行为主体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其政治主张部分地或是绝大部分地染上了伊斯兰色彩,但绝对与宗教活动有差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鼓吹“圣战”,并将其落实到疯狂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不仅要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而且要与穆斯林中的“叛教者”进行血战,要求每个穆斯林不受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随时随地地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如果说,泛突厥主义以重建“突厥国家” 的口号联系和支持了“东突”分子的活动,那么,一系列伊斯兰的意识形态理论则强化了他们意识形态理念,并利用宗教信仰的优势将这些意识形态、理念的影响扩展到每个穆斯林。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又在原有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接受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推崇“圣战”,其意识形态基础明显地极端化。20世纪90年代“东突”组织恶性膨胀,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其极端行为宣告了泛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主义元素已经开始并同恐怖主义理念相结合,并指导其行为模式走向极端。

如果说,暴力恐怖的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比较大的短期效果,那么,“东突”运动所依托的两大理论基础——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则是支持其寻找合法性、争取国内外社会支持、进行较长时间活动甚至带来更深远影响的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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